危機中的轉折

2018年2月9日至25日，第23屆冬季奧運會在韓國江原道平昌郡舉行。奧運會前夕，朝鮮半島圍繞朝鮮核問題的爭執風急浪險，法國、澳大利亞和美國奧運代表團先后揚言如果他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將退出本屆冬奧會。2018年元旦，金正恩發表新年祝詞，建議在奧運會期間朝韓雙方在首爾進行會談。1月18日，朝韓雙方舉行了兩年來首次高級別會談，宣布組建聯合冰球隊，并在開幕式上攜朝韓統一旗入場。

金正恩胞妹金與正在奧運會開幕式上與文在寅總統會面，引起世界廣泛關注，而在首爾南北雙方的高級別會談也正在結出果實。3月5日至6日，文在寅派遣國家安保室長鄭義溶率領韓方特使團訪問朝鮮。以此為契機，美國方面對朝韓接觸做出了正面回應。3月8日，特朗普在推特透露朝鮮半島問題取得重要進展，他與金正恩的會面正在計劃之中。3月25日至28日，金正恩首訪中國，與習近平會見。4月27日9時30分，金正恩跨過軍事分界線與文在寅會面，由此拉開了一系列圍繞朝鮮半島的首腦會晤。5月7日至8日，金正恩再次訪問中國，在大連與習近平會談。

6月12日，金正恩在新加坡與特朗普舉行一對一和擴大會談，而他訪新乘坐的飛機是中國提供的國航包機。6月14日，俄羅斯總統普金向金正恩發出了訪俄邀請。約一周后，6月19日至20日，金正恩第三次訪問中國，與習近平會見。文金會、習金會、金特會，以及即將上演的普金會和日本半心半意謀求的安金會，形成了半島百年來從未出現過的景觀。

在這一系列活動中，所有會面均以金正恩的多邊外交活動為中軸，朝鮮成為國際舞臺的重要角色，朝鮮方面是撬動這一進程的主要方面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朝鮮無法單獨撬動朝美對峙的僵局。由于文在寅總統的當選，韓國政府極為堅定、有力、迅速地回應這一進程，使得南北雙方為和平而站在了一起，從而暫時取消了美國的戰爭理由，為此后的系列變化奠定了條件。

因此，韓國也是撬動這一進程的主要方面：南北雙方的共同努力，終于將南北雙方置于一種能動政治的中心；也只有南北雙方將半島和平的總體利益置于各自國家利益之上，才有可能形成上述“共同努力”。南北雙方在區域政治中扮演能動角色，促成美國、中國、俄國和日本等利益各不相同的大國轉向雙邊和多邊和談，尤其是迫使美國與朝鮮進行直接談判和首腦會晤，并以此為契機，改善了中國與朝鮮之間的關系，緩和了因薩德問題而導致的中韓之間的緊張。

由此，此次南北首腦會談是2000年金大中-金正日、2007年金正日-盧武鉉平壤會見后的第一次，朝美首腦會談是半島南北分裂以來的第一次。這是19世紀以降東北亞秩序變遷中的重大事件。

金正恩與文在寅會面

戰爭狀態的世紀綿延

朝鮮半島的命運與東北亞區域秩序/無序息息相關，而所謂秩序/無序幾乎都是大國主導的結果。朝鮮半島處于被動的地位。我在這里舉出兩個例子。首先是19世紀至朝鮮亡國這段歷史。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地區逐漸陷入帝國主義勢力主導的秩序/無序，其標志是英、日、俄、美等霸權國家通過武力征服、殖民統治、瓜分勢力范圍等方式，用帝國主義國際秩序取代曾經長久維系區域和平的東北亞傳統世界秩序。

這一秩序的特征即大國博弈，在主權秩序概念之下，從根本上剝奪弱小國家的主權。1859-1861年間，英國與俄國圍繞對馬海峽進行爭奪，觸發了幕末日本圍繞“征韓”的爭論及其后控制朝鮮的嘗試。為了抗衡俄國在亞洲的擴張，英國保守黨政府曾有聯合清政府的設想，直到1894年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簽訂，英國才正式放棄聯合中國牽制俄國的念頭，日本由此廢除了治外法權，獲得了與西方列強在形式上的平等地位。

九天以后，甲午戰爭爆發。甲午戰爭的直接誘因是朝鮮東學黨事件后日本對駐朝清軍的攻擊，但這一事態的形成可以追溯至1885年4月18日由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簽訂的《天津會議專條》，以及更早的江華島事件（1875-1876）。事實上，早在甲午戰爭之前，1887年，日本參謀部就已經制定了《征討清國策》，不但預謀攻擊北京和長江中下游，而且明確地將從山東半島至臺灣的沿海地區及島嶼全部納入日本版圖。《馬關條約》的主要內容是日本長期謀劃的產物。

日本的野心是在帝國競爭的態勢中展開的。馬關簽約后僅六天，就發生了俄國主導、德法加入的“三國干涉還遼”，東北落入俄國勢力范圍，膠州灣陷入德國之手（1897）。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干涉，而聯軍之一的俄國利用這一局勢出兵占領東北全境，引發了與日本及英國的矛盾。1902年締結的英日同盟正是為了與俄國爭奪中國東北的權益。這一系列事件標志著日本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直接加入了各帝國間為爭奪殖民地而展開的國際競爭。

1904年，作為上述序列事件的產物，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戰爭因日本想統治朝鮮的欲望所引發，然后通過入侵朝鮮而肇始。日俄戰爭始于朝鮮戰爭，最終發展為日本與俄羅斯之間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戰爭”。

朝鮮王朝末代皇帝高宗一家

在這場以朝鮮和中國東北（滿洲）為戰場的戰爭中，不僅俄國、德國、法國和英國等老牌帝國主義相繼現身，而且美國以新的調解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影響了日俄之間的和談及《樸茨茅斯條約》的簽訂。作為調解者和仲裁人，美國所采取的并非中立立場。1895年，由美國俄亥俄州前參議員加爾文·布萊斯（Calvin Stewart Brice，1845-1898）牽頭、美國各大金融機構參股的美中發展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 ACDC）成立。

公司的目的是積極謀求在華鐵路、礦產和其他工業特權，其中包括謀求中國東北鐵路沿線資源開發權和為期30年的鐵路建筑壟斷權。除了巨大的商業利益之外，美國也試圖以利益均沾的名義遏制俄國在中國東北利益獨占，進而為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開疆辟土。但這一政策因俄國在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的強勢存在而未能成功。據日俄戰爭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結算額，“全收入的82%由國債和一時借入金支付，國外公債的比率達到全體的40%”。

這里所謂國外公債主要源自美國和英國。為了抗衡俄國的勢力擴張，在日俄戰爭期間，美國通過華爾街金融寡頭向日本提供貸款，總額度占日本軍費總開支的40%。然而，《樸茨茅斯條約》加強了日本在黃海和日本海的控制權，伴隨日本從俄國手中租借遼東半島，獲取旅順和大連的軍事港口，并壟斷東北區域的貿易，美國的哈里曼鐵路計劃終于破產。一場更為迫近的太平洋地區的爭奪將在日美之間展開。這是美西戰爭后美國在亞太爭霸面臨的新挑戰和新角色。

與美國的新角色直接相關的就是我要舉的第二個例子，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朝鮮半島的南北分割與朝鮮戰爭的爆發。關于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研究汗牛充棟，但南北分割的形成比哪一方面率先動武甚至更為根本：沒有歐洲戰后瓜分勢力范圍和大國避免直接對抗的事實，就無法解釋朝鮮半島南北分割的格局；分裂和內戰的格局是殖民主義歷史和大國主導的戰后秩序所決定的。在冷戰時代，南北雙方是東西兩大陣營相互斗爭的前沿之一，民族獨立傾向、意識形態對立與全球和區域霸權秩序相互糾纏。

從更為寬廣的范圍來觀察，美蘇對抗和朝鮮半島的分裂都可以在更早時期的地緣政治關系中找到歷史脈絡。就冷戰結構的形成而言，美英是主導，蘇聯是相對被動應對的，鑒于二戰的經驗，斯大林建立緩沖區的建議有其歷史原因。朝鮮戰爭是繼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抗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之后的又一場與朝鮮半島直接相關的戰爭。就宏觀條件而言，上述所有戰爭都包含了圍繞朝鮮半島的爭奪。在這些爭奪中，朝鮮半島的抵抗運動與中國的抗日戰爭一道，成為東北亞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有生力量，因此，抗日戰爭與抗美援朝戰爭不同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甚至也不同于太平洋戰爭，其中包含著弱小民族尋求解放的自主性與能動性。

在當今格局中，南北雙方可以穿越歷史的迷霧，發現在對抗中隱含著的共識：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南北雙方均不承認南北分割的格局，都試圖探求民族統一的契機。但李承晚在美國主導之下率先舉行單方面的選舉和建國，并實行獨裁和鎮壓，已難以擔當民族統一的主導力量。韓國社會運動包含著對分割朝鮮半島的霸權力量的抵抗，而北方對于民族統一的堅定信念與韓國社會運動的這一底色難道不存在重疊部分嗎？南北雙方不是冷戰分裂格局的主導者，但在尋求民族統一方面卻是抵抗霸權秩序的能動力量。無論是從社會運動中汲取能量的文在寅，還是尋求自主改革的金正恩，他們跨越種種險阻、尋求民族和解的握手也內在于這一抵抗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