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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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搶奪“民主”解釋權，中國人不能忘了馬克思主義
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后，隨著社會主義被民主所解構，世界政治不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取而代之的是民主與非民主之爭，西方社會在道德上的優勢由此而生，帶來的后果是非西方的都是非民主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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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競爭的制勝之道是什么？
曾經極度貧窮落后的中國為什么能在幾十年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坐二望一？依然是世界第一的美國把中美競爭定位為“文明的沖突”，公然用盛行于19世紀的種族主義說這是第一次非高加索人挑戰了高加索人（即西方人）。美國的戰略焦慮可見一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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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自由主義民主不是普世價值”，思政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目前大學思政課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講的東西和官方文件上的東西是高度雷同的，而且往往只講結論。然而結論背后的邏輯卻是學生最想聽的內容，也是最能夠影響他們的內容。這種邏輯，正是我們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的東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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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事件：看世界史要避免浪漫主義
西方人再也承受不起兩次世界大戰那樣慘烈的結果，因此以制度安排的形式把西方人對全世界的支配權固定下來，這就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以及配套性地禁止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高科技技術的“巴黎統合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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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害了我的國”還能說嗎？——百年變局之下看中美關系
美國的戰略精英早在20年前就意識到中美的這種基于文明的沖突不可避免。當前，為了緩解國內的焦慮，保守派需要制造一個敵人。未來的三到五年如果出現對抗性加劇的事件，也沒什么可怕的，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成長的必由之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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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陷危機，為何最后蘇聯輸了，中美贏了？
中國代表團到孟買，印度人問：“你們上海比孟買落后多少年？”代表團一聽，傻了，怎么會問這樣的問題？！但還是回答：“落后很多年，等你們指導”。半年后印度代表團回訪到上海，代表團團長掐自己的腿：“醒醒，這不是紐約，這是上海！”[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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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系大調整，我們要習慣一些“新事物”
與上世紀90年代初的那次相比，這次中美關系的大調整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前者正處于冷戰剛結束，美國的自信心爆棚;而中國開放剛十年，國力羸弱，美國自信自己能控制中美關系的走向。但這次，美國正處于危機所導致的焦慮時期，而中國遠非30年前之中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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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陷入黨爭民主，中國則在踐行“可治理的民主”
民主的社會條件比民主的形式本身更重要，這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政治學家所反復強調的。據此，“歷史終結論”顯然很自大也很無知，居然可以不問條件地武斷地宣稱美國式民主是人類最好、也是最終的政治制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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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殘酷，看中美關系不可浪漫無度
中國的發展必然被視為根本性威脅，中美之間必然存在“文明的沖突”。看不到這一點，就沒法理解李慎之先生說美國人是“優勢下的恐懼”。中美關系是一場事關世界秩序的大棋局，國內切不可自欺欺人，更不可以浪漫無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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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暴力政治泛濫，只因經濟學忘記了歷史
1992年的憲法修正案允許傳統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私有化，因此美國大型的谷物公司如拉爾斯頓-普利納公司就買下了墨西哥大量的土地所有權。墨西哥的社會結構被根本性改變了，后果是大量農民被從土地上驅趕出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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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開40年國家治理之道：堅持方向，混合至上
堅持混合型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與價值體系是十分必要的。鄧小平的偉大就在于他滿足了訴求的多樣性。一個社會當中有左中右、上中下，再好的學術和理論也只能滿足一部分人的訴求。而一部分人訴求理論極端化，就會導致理論崩盤。[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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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研究，怎么能只盯著發達國家
學界對于“雅萬高鐵”為什么遲遲不能開工并沒有多少研究。這個大案例意味著，對于印尼這樣的巨型國家，我們的知識尚且如此匱乏，對于非洲、南亞次大陸、拉丁美洲等廣大的非西方國家，我們的知識積累決不會好到哪去，而非西方國家已經是中國的戰略利益所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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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承諾是觀察外交政策的大忌
“中國社會科學”中卻沒有“中國”這個本體論，結果一些人便習慣性地以形成于異域、特別是美國的概念、理論來觀察國內政治經濟和國際關系，自覺不自覺地都是按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去看問題，結果美國無論干什么都是對的，其他國家都是錯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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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開始懷念冷戰，特朗普也只能跟著走
處于國內分裂狀態的美國人開始懷念、感恩冷戰了，他們發現冷戰時期外部敵人是國內政治的“凝合劑”，因此今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才赤裸裸地將中俄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將伊朗和朝鮮視為直接威脅。而到底是誰威脅了誰？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內政治的重新團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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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政治思想體系包含哪幾個方面？
新時代新挑戰呼喚新思想，習近平的政治思想體系包括但不限于：從文明基因出發的歷史哲學，強調政治制度“決定性作用”的政治經濟學，以國家治理能力為核心的國家治理理論，以公正社會為導向的改革和社會建設方向。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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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兩個一百年”，需要什么樣的制度保障
三百年來沒有哪個重要國家是按照當時的所謂“主流”理論發展起來的。我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脫嵌”后的經濟學理論已經遠離社會真相本身，而社會本身無比復雜，經濟發展絕不只是“經濟的”或者“市場的”表現，而是一套綜合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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